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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程伦理的角度分析温州动车事故

         随着我国工程建设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大型工程项目的不断兴起,工程伦理问题也逐渐凸显,工程建设过程中的伦理困境和解决路径越来越受到各方关注。近年来,自然灾害、人为的特大灾难事故及恐怖袭击频繁发生,己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全世界几乎每天都有灾难的发生,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的损失极为严重,桥梁垮塌、隧道塌方、楼房墙体变形等工程事故频发,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全国性特大事故“7·23”温州动车事故的发生,更是迫使公众开始关注工程伦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本文在工程伦理学的理论基础上,探讨工程伦理的基本问题与工程师的伦理责任。通过对“7•23”温州动车事故中现实的、具体的问题进行伦理反思,分析和总结工程行业现存的问题,指出事故所显示出的工程伦理难题。此次事故在我国工程领域建设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推动我国工程领域快速发展,并反思工程伦理教育在其中的重要性,提出部分思考问题以供思考。

1 引言

1.1 事故背景

1.1.1 事故发生

        2011 年 7 月 23 日 20 时 34 分,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 D301 次动车组列车行驶至温州南站间双屿下岙路段,因遭到雷击,与由杭州开往福州南站的 D3115 次动车组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导致 D301 次列车 1、2、3 节车厢脱轨坠落桥下,列车严重损毁,造成 40 人死亡、172 人受伤——2011 年 7 月 23 日,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的一场噩梦,如图1-1 所示。

图 1-1 “7.23”动车事故示意图

        本次事故造成我国直接经济损失 19371.65 万元,除此之外,还包括铁路停运、列车晚点带来的损失,处理环境污染的额外费用等间接经济损失。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清泉指出,这次事故的发生,导致我国铁路上正在开工的工地全部停工,与国外洽谈的高铁技术的合作项目也全部停止。

1.1.2 事故抢救

        事故发生后,各类社会组织与个体相继投入抢救工作中。首先是事故发生地附近的村民,自发地投入桥下车厢的抢险救援并报警。同时,D3115 次列车、D301 次列车工作人员迅速组织青壮年旅客开展自救、互救。由于突发性事故灾难和个体人员拥有的抢救物资枯竭,并且个体人员急救能力有限,导致初期的抢救工作进展缓慢。

        政府方面,接到事故信息后,温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立即赶往事故现场,协调指挥抢险救援工作。温州市公安消防支队鞋都中队官兵、温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勤奋路中队官兵,在接到上级命令后,相继带领救援设备赶往现场。

        铁道部方面,温州南站首先将事故信息上报上海铁路局:20 时 50 分时,接到上海铁路局的报告后,铁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其他党组成员,开始赶往部调度指挥中心,指挥抢险救援。( 7 月 24 日) 2 时 40 分,时任上海铁路局党政主要负责人到达事故现场,立即成立了现场救援指挥机构。3 时左右,铁道部主要负责同志带领有关负责人到达现场后。

         截至 7 月 24 日 11 时 10 分,受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委派,张德江副总理率国家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抵达温州,查看了事故现场。政府相关领导与铁道部相关负责人,到达现场后立即开展抢救指挥工作。

1.1.3 事后恢复

         2011 年 7 月 24 日 14 时 50 分,中铁二十四局抢险救援人员将两台 300 吨汽车吊就位,开始对桥上车体吊移施救。

        上海铁路局有关负责人在桥下组织指挥救援过程中,简单按照以往有关事故现场处置方式,组织挖坑就地掩埋受损车头和散落部件,被有关领导同志制止,受损车头及散落部件后被运往温州西站集中存放、专人看管。7 月 25 日 4 时 32 分,温州南站至永嘉站下行线恢复供电;5 时 05 分,温州南站至永嘉站上行线恢复供电;9 时 31 分通车。至此,现场救援与恢复工作初步完成。

         7 月 26 日,“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善后工作组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事故每位死亡旅客的赔偿金将由事故赔偿金、一次性专项帮扶款以及爱心捐助款构成,总计人民币 50 万元。7 月 29 日,“7·23”甬温线铁路交通事故救援善后总指挥部表示,经过与事故遇难人员家属协商,事故遇难者赔偿救助标准由此前的 50 万元调整为 91.5万元,主要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精神抚慰费和一次性救助金。截止至 2011 年 12月 25 日,《甬温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由之前成立的动车事故调查组公布,由此宜告持续了 5 个多月的动车事故调查工作结束。

         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重大事故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所以对工程事故进行伦理反思显得尤为重要。

1.2 事故原因

        经调查认定,“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

图 1-2 事故追尾示意图

        通信信号集团公司所属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在 LKD2—T1 型列控中心设备研发中管理混乱,通信信号集团公司作为甬温线通信信号集成总承包商履行职责不力,致使为甬温线温州南站提供的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和重大安全隐患。国家铁道部在 LKD2—T1 型列控中心设备招投标、技术审查、上道使用等方面违规操作、把关不严,致使其上道使用。雷击导致列控中心设备和轨道电路发生故障,错误地控制信号显示,使行车处于不安全状态。上海铁路局相关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在事故抢险救援过程中,国家铁道部和上海铁路局存在处置不当、信息发布不及时、对社会关切回应不准确等问题,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2 事故伦理分析

2.1 工程伦理的行为准则

        工程伦理问题指的是工程活动过程中发生的伦理问题,主要涉及工程设计、规划、施工过程中以及工程完成后的一系列工程与自然、工程与社会、工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问题。人们常常将工程伦理等同于工程师的职业道德,但实际上,工程师的职业道德仅仅是工程伦理的一部分。工程伦理的重要性在于它对工程活动中不规范行为的制约,同时也有利于工程决策者做出合乎伦理准则的决定。工程伦理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工程师个人的道德行为和工程师的伦理准则。工程伦理应该包含几个基本的原则:

        首先是以人为本原则,以人为本是工程伦理观的核心,是工程师处理工程活动中伦理关系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它体现的是工程师对人类利益的关心,对社会成员的关爱与尊重。以人为本的工程伦理原则意味着工程建设要致力于提高人类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在 2006 年 1 月 22 日由国家颁布实施的《国家处置铁路行车事故应急预案》中,明确表述救援的基本原则是,“坚持以人为本。最大程度地减少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规则》也指出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应当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

        其次是关爱生命原则,即要尊重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将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事故发生后,铁道部前线指挥部负责人称地方上的公安、消防和武警等人员一同开展了全面的搜救工作,要求所有救援者必须将救人作为首要任务,现场已经反复进行搜救,直到生命探测仪探测已无生命迹象。

        然后是安全可靠原则,即对工程设计高度负责,充分考虑产品安全性能等。只要谈到工程,就必须涉及风险,然而,工程风险和人生安全、经济利益息息相关。高速铁路作为现代最便捷的交通工具,设计上的严重缺陷造成了 40 人死亡,200 多人受伤,其负面影响之大,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国务院“7•23”甬温线铁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经调查认定,通号集团下属设计院为温州南站提供的 LKD2-T1型列控设备存在严重的设计缺陷与安全隐患。从软件设计上来看,温州南站的LKD2-T1 设备采集电路出现故障后,列控中心主机将故障信息转发给监测维护终端,并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从硬件上看,PIO采集电源并未按规定采取两路独立电源设计,一旦电源失效,采集驱动单元采集回路便会失去供电。通号设计院所设计的列控设备产品本身存在缺陷,通号设计院又未认真贯彻国家关于产品质量方面的法律法规。设计院严重违反工程师“安全可靠”的伦理准则,给事故发生埋下了巨大隐患。本次事故造成的40 名死亡人员中,有旅客 37 人,司乘 3 人;172 名伤员中,有旅客 169 人,司乘 3 人,这次事故严重违背了公众的根本利益,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如图 2-1 所示:

图 2-1 D301、D3115 次列车伤亡人员分布表

         最后,工程伦理准则还包括关爱自然原则和公平正义原则,这些只是普遍性的原则,在一些具体的工程领域当中,工程伦理准则会更加具体。

2.2 事故暴露出的工程伦理困境

         “7·23”温州动车事故,不是一件简单的工程事故,而是一场“人为”的”其实,在事故发生前的每个环节,每一个人都能够尽职尽责的避免事故发生,但却没有人这样做,也没有人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事实上,随着工程师所掌技术的增强,工程师的责任也不断扩张,从最初的对个人负责、对公司负责发展到公众、对社会负责,伴随着这种扩展,他们也面临着更多的责任困境。

2.2.1 责任主体的集体化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现代工程项目都是大型的、复杂的非线性系乡日益加强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相当数量的个体交织在一起,其中人员庞杂、分工的细致,个体的责任承担很难确定。

        偏差的常规化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每一起工程事故,不论大小都有很多人牵涉其中,需要为之负责。每一项大型工程都存在众多工程师们的分工与合作,工程师们可能只关心自己负责的领域,无暇修正那些可能导致偏差的忽略了部分给整体的带来的影响,他们有意无意的接受偏差,这种过程可能会导致灾难的发生。

        在“7·23”温州动车事故中,54 名责任人员受到严肃处理。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既有通号设计院的设计缺陷,也存在着列车的调度问题。事实上,从通信设备供应商,到铁路局调度所,再到电务部门,均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上到铁道部部长、运输局局长、通号集团董事长,下到温州南站电务应急值守人员、车间值班人员均存在责任,相关责任人都受到了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罚。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和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原局长张曙光还涉及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司法机关独立展开调查。

2.2.2 角色与义务冲突

         角色与义务冲突引发的伦理困境是指,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实践当中同时扮演多个角色,而有些角色的义务是相冲突的,这时候便会引发伦理困境。工程师也是一样,对雇主忠诚是工程师的另一项基本的伦理准则。超过 90% 的工程师是雇员,在工程实践中,工程师与管理者的观点常常会发生冲突,他们既要对职业负责,也要对管理者负责。绝大部分工程师都想要成为既关心公司经济利益,又无异议地执行上级命令的“忠诚的代理人”。但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准则要求他们将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放在首位,必须坚持高标准的质量和安全要求。这时候如果为了少数人的利益选择对雇主忠诚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显然是违背了工程伦理准则的。

         在“7·23”温州动车事故中,在工作中严重失职的原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一方面,他作为一名工程师,应该将公众的健康、福利放在首位,把高铁的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他作为铁道部部长,肩负着大力发展高铁建设,发展经济的重任。但他为了追求高铁的迅猛发展,压缩施工工期,片面追求建设速度而忽视安全管理,在“甬温线”的质量安全监测、验收、评定等工作中产生一系列违规操作等不规范行为,并涉嫌严重的经济问题。

2.2.3 利益冲突与价值选择

        工程伦理侧重于讨论如何正确、公正地处理工程中的各项利益关系,其中主要包括工程师与雇主、同事、下属间的利益关系,工程师自身与工程项目的利益关系以及工程与自然的关系等等。从工程师实践看,工程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工程中的相关人员在设计、决策、施工、管理等阶段都要和社会上的各种人打交道随时存在着“利”与“义”的两难抉择,难免被社会上的某些不良环境所诱惑。能否恪守工程师的职业道德,不做违背工程伦理的事情,积极主动的防范工程风险这是对工程技术从业人员的严峻考验。而实现不正当交易。在 NSPE(美国全国职业工程师协会工程伦理准则)中有明确要求,工程师不得直接或间接接受来自他人的有价报酬,应该作为诚信的代理人为雇主或客户服务,避免利益冲突。

        在工程决策、设计中的伦理问题更是备受关注。现场工程师和监理人员最有可能直接面对工程设计中的伦理问题,如在施工中随意变更设计方案,现场人员违规操作、偷工减料,有些工程监理人员甚至当地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不合理缩短工期,对管理混乱的现象视而不见,与工程承包商存在钱权交易、贪污腐败等问题。现阶段,工程转包的现象对工程质量有着重大影响,层层转包导致施工单位资质越来越低,转包过程中每一层级为了谋取利益都要进行压价,最后留给施工单位的利润极为有限。为了盈利,施工单位往往不按施工规范施工,甚至擅自更改设计,对施工材料以次充好,为工程质量埋下严重隐患。但是如果在设计、施工、监理、评估的任何一个环节中,有工程技术人员出来指出其中的问题并及时责令整改,完全有可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3 工程伦理问题的出路

3.1 倡导公众参与和技术评估

        “道德悖论”是道德原则与道德价值实现的行为选择相冲突的结果。道德悖论如何消解?从道德行为的角度看,加强公众参与,让公众参与到工程的决策中来,并通过协商、讨论的方式,将个体的行为选择上升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模式。现代工程技术已经改变了传统工程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它给人类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一切,但遗憾的是,它并不能解决伦理问题。学者卡尔·米切姆指出:“考虑工程的伦理问题不再只是专家们的事情,而是这个时代所有人的事情。”因此,公众参与就显得十分重要。

        现代工程技术在给人们带来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公众有权参与工程决策,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况且,专家在决策过程中,很有可能忽视公众的切身利益,公众参与决策则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公众参与和技术评估作为工程决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工程师摆脱工程师责任困境的有效途径。

3.1.1 让公众参与工程决策

        工程决策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它是指建造一个怎么样的工程、在哪里建造以及如何建造的问题。工程决策需要解决众多伦理问题:一项工程的目的是否将造福人类,工程的目标是否基于科学,是否有合理的“代价——收益”比,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是否利于环境的和谐等等。近年来,工程决策问题成为工程活动中的首要问题。

         处理工程从决策中的伦理问题的关键在于,谁参与决策和如何进行决策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直接决定工程决策的好坏。一个好的工程决策,不应只考虑经济与技术上的可行性。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虽然是决策的主要力量,但也不应该忽视公众的意见。由于公众和工程师们的视角不同,利益偏好也不同,在工程决策之前应当将工程的目标、设计思路、技术可行性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客观地公开,鼓励公众提出不同的意见,这反而有利于决策者站在不同角度考虑决策方案,获取更全面的信息,有效地发现问题,进而促进设计方案的改进,甚至有可能避免错误方案的执行。公众参与有助于促进工程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最大限度的实现公共利益。

3.1.2 技术评估能帮助工程师摆脱责任困境

        工程活动在给人们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难以预料的风险。工程的技术评估是预测、分析技术未来的发展态势,从技术层面来考察工程是否具有可行性。提前对技术应用中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评估,并做出相应方案,从而避免不良后果的产生。技术评估的重点在于对某项方案进行全面的、有预见性的评价,这有利于摆脱工程师的责任困境。也就是说,在技术层面上是安全的,并有把握保证技术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那么该工程就很容易取得成功,反之,在技术上行不通,那么工程也难以取得成功。

        工程技术评估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技术是否具有可行性;第二,技术是否完整全面。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因此,工程的技术评估需要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虑。

3.2 加强工程伦理教育

        为摆脱工程师的责任困境,米切姆提出了公众参与和技术评估的有效途径,即建立一个公众、技术专家、伦理学家的共同体对问题进行思考。这就需要公众加强工程伦理和技术伦理的教育。

        工程伦理教育包括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正规教育指的是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之中的,对政府、企业和高校工作者进行的伦理教育。国外很多大学都开设了工程伦理学课程,以表示对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视程度。非正规教育包括舆论宣传、政策引导、法律约束、文化熏陶等途径。工科院校是培养科技人才的摇篮,我国的工科院校应该将工程伦理的相关课程作为工科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工程伦理方面的教育,使他们能在未来的工作中具备强烈的责任感和伦理道德意识。开展工程伦理学教学首先要领导重视,从体制上加以支持。除了工科学生,在职的工程师也该不断加强自身修养,不论是工程技术的学习,还是工程伦理的学习。

3.2.1 在实践中增强工程伦理教育

        工程必然涉及风险,工程的风险性意味着它可能产生工程师预料之外的负面效应。传统的培训都是重理论轻实践,这与工程师的职业要求不相符。学科发展的综合化不仅是学科本身的发展需要,也是培养具有丰富创造力的优秀人才的需要。因此工程师需要拓宽对该学科的广泛认识,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预见性以便规避工程风险。

        工程师最好从错误中学习,事故才能告诉我们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事故会帮助我们成长。“7·23”动车事故不仅反映了铁道部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忽视了安全方面的问题,还反映了不规范的市场行为以及不规范的市场,必然导致事故的发生。事故警示我们必须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的寻求发展,必然导致灾难的发生。

3.2.2 加强工程伦理教育需要国家政策支持

        工程伦理学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如果没有体制上的支持是很难维持的。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工程伦理学就伴随着经济伦理学与企业伦理学产生,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健全的科学体系。而工程伦理学也是美国的必修课,一所院校只有将工程伦理学纳入规划中,才能通过工程及技术教育认证委员(ABET)的认证。其他国家,如德国、日本、法国的工程专业组织都有专门的伦理规范,在工程伦理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随着工程伦理近几年的发展,国内已经陆续有大学开设了工程伦理的课程。1999年,北京科技大学开设了工程伦理课程,随后,河海大学将科技伦理学作为必修课程,西南交通大学、福州大学相继开设了“工程伦理学”的选修课。我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将工程师的职业道德教育摆到与专业技术同等重要的位置,鼓励更多大学开设常规化工程伦理教育的相关课程,课程体系的建立也应当注重学科的交叉性,在工科学生的专业课和公共课中加入工程伦理内容。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需要从理论上学习,提高工程专业学生对于工程师职业道德的认识。

3.3 健全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体系

        法律的定义一般认为法律是权力机关通过特定程序确定的行为规范。在中国古代,往往用道德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因此,总有人说中国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在社会上很多突发事件中,常常有人做出他人无法理解的“合法不合理”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五十七条发生铁路交通事故,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依照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关于事故调查处理的规定办理,并及时恢复正常行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铁路线路开通和列车运行。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中国制定的法律里,通车远比人命重要,铁道部希望尽早通车而放弃救援是有法理依据的?

3.3.1 健全高铁运行的规章制度和标准

        工程建设上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很多隐患,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是不可或缺的。一旦工程师的行为离开法律的约束,将会直接影响工程项目的安全和质量。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只停留在道德层面的规范,并无强制力,因此需要从法律途径对工程师的行为进行规范,从而“把道义上的东西变成法规上的东西”

结束语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兴建铁路已成为了中国崛起的一个符号。从青藏铁路到今天的京沪高铁,都被认为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象征。然而,工程技术发展面临的伦理困境却一直被忽视,本文通过把“7·23”温州动车事件案例与工程伦理理论相结合,对该事故进行伦理反思,探讨工程师在如今建设过程中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把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放在首位”的伦理准则。我们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分析工程技术发展面临的伦理困境,从事故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提出有助于摆脱伦理困境的解决方案。

思考题

       1.中国铁路应急管理中都有哪些碎片化问题?

       2.目前国内高铁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哪些不足?

       3.动车追尾事故与同类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具有的共同传播特征及生成机制是什么?